中国移动资费降价对各方有利
在北京,移动通讯资费高不高?消费者要求降价的意见合不合理?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北京移动通讯资费高于上海等其他省市,很有降价的必要。该负责人还从六个方面,阐述了适当降低移动通讯资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适当降低资费,并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消费环境。
北京移动通讯资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上海及其他省市。在服务成本和服务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北京消费者却多付出一倍以上的资费,这种交易的不公平,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过高的资费,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差距悬殊,消费矛盾突出。适当下调资费,可以平衡双方利益关系,符合信息产业部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群众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二、适当降低资费,有利于电信行业的发展。
适当降低资费,促使企业注重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效率,增加科技含量,降低成本,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有利于企业增强活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降价的结果,可能拉动消费需求,扩大市场,从而吸引更多的经营者参与通讯市场的经营,使行业的发展充满后劲和活力。
三、适当降低资费,有利于推进全社会信息化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资费对各行业信息基础网络、信息技术产品以及信息服务业务增长需求的抑制,使全社会程度地使用现代化通讯技术,推进信息化建设,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要求。
可以使电信行业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资费、限制消费的微观低增长,转变到低资费、鼓励消费的宏观高增长上来。
四、适当降低资费,有利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当前,广大农民迫切需要面向他们的科技、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的现代化的信息服务。农村是电信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也是电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适当降低资费,可以推进电信产品和服务在农民中的普及。
五、适当降低资费,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当前,移动通讯已成为利润最高的行业之一。将现行资费适当下调,使更多的用户在更多的场合使用移动通讯,将市场做得更大。电信市场的规模发展,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六、适当降低资费,有利于维护通讯市场经济秩序。
为了争夺用户,一些移动通信企业以各种促销活动打起了价格战。无序的价格竞争,不仅影响了电信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导致了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适当降低资费,可以使企业以合理的价格面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少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
据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北京市消协不断接到消费者关于移动通讯资费的投诉,反映的问题有现行手机单位时间资费偏高,价格不合理,应当下调;月租费应当减少或取消;应取消双向收费,实行单向收费。
消费者投诉意见,北京市消协于近日组织了有法律专家、学者和消费者代表参加的“北京移动通讯资费该不该降”专题讨论。讨论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北京的移动通讯资费该降降了。本报今日选登了部分讨论者的论述意见,以飨读者。
焦立坤(北京消费者)低价反而能造大市场
近年来,除北京、上海外,各地手机资费一直在降,甚至实行单向收费。2002年,河北移动推出“市话通”,接打电话手机都是每分钟两毛钱。在一些乡镇,联通的资费便宜到打本地电话每分钟一毛钱,接电话不要钱。2005年,上海这一手机话费“高地”也“陷落”了。上海神州行大众卡每月只要10元月租费,就可免费接听所有电话,拨打电话每分钟只要一毛五。
目前,北京的手机资费是“曲高和寡”,虽然消费者要求降价的呼声日高,但经营者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降价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按照这个说法,中国移动和联通话费价格降下来,股票市值就会下降,就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
这个理由乍看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恐怕站不住脚。
首先,资费降低是否一定导致企业收入减少呢?其实,资费降低后,很多原来用不起手机的人开始用手机,原来打电话精打细算的,现在可以放开聊了。广东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广州的价格战最厉害,反而做成了全国移动通信市场上一个的“蛋糕”。
从产业发展来看,通信业跟其他行业不同,它是一个急速变化的产业,需要不断求变来提高价值。必须看到,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通信是这些行业的生产要素,手机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工具,资费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本,乃至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
降低手机资费是大势所趋。北京后付费手机资费更有降价空间,该降降了。
邱宝昌(北京市律师协会消保专业委员会主任) 过高的资费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北京的手机通讯资费在全国最高,不合理的高定价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信服务的定价应当公开、透明。价格成本是如何构成及计算的?定价的依据是什么?这些都应向社会公开。
二是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由于电信市场的垄断经营,实质上导致了电信经营者强迫消费者接受其单方面制定的高资费,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和选择权。
三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服务成本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北京的手机通讯资费要比全国高出一大截。应当允许存在地区差异,但差异不能过大,否则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害。
四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监督权和求偿权。目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对于电信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在自己的权益受损时,由于地位上的不平等,很难获得第一手的信息资料,举证困难。
从公用性来说,电信经营者应当注重其公用服务性,不能收取过高的费用;从市场规律来说,公平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将损害整个电信市场的发展。
张卿(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监管和竞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强市场竞争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竞争充分时市场自身能产生“有效率”价格,使社会福利达到。西方经济学家已普遍认为,电信行业中许多部分都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比如在长途电话和无线网络方面,多家供应商的竞争是有效率的。但由于移动电话网络的运行必须使用稀缺的电磁频谱资源,从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角度出发,有必要限制移动电话网络运营商的数量,如英国目前只有5家无线电话网络运营商。限制的结果,可能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损害。具有优势地位的几个运营商可能会相互串谋,过高地对消费者收费,且没有动力去降低成本。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在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移动运营商的数量,减少运营商相互串谋的可能。同时使用反垄断法来约束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
从有利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应该采取措施,增加市场竞争,而不是担心所谓的“恶性竞争”。其次,对于目前确实无法马上从垄断转为竞争状态的行业,政府可以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帽监管方法(Price Cap Regulation),根据具体情况,设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促使电信企业不断降低实际的服务资费。同时,也应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监管。这样,移动电话资费应该就会降低,服务质量也会提高。
包玉良(北京市人大代表) 降费对推动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使人人享有通讯权利并满足其需求,不仅是通讯服务问题,也是政治和经济问题。通讯事业的发展和普及,对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然而,对北京的老百姓来说,手机通讯资费是一些外省市的2至3倍。人们在接受手机通讯服务的同时,还在算计着怎样才能少用通话时间,节省通话费。
过高的资费限制了普通百姓的通讯消费,这不符合党中央提出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过高的资费不利于更大程度上开发市场和普及用户。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通讯消费环境,以合理的资费提供方便、快捷、周到的服务,这是当前北京电信主管部门和电信企业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解延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合理调整资费是一举多得
不合理的双向收费、高额度的频点占用费、越来越凸显的网络收费过高等问题,社会反映强烈。合理调整资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做好这件事,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会产生积极效应。
一是有利于加快国家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机遇,趁势而上”是中央一再倡导的发展思路。未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关键在于“信息知多少”。电信网络是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网络的应用程度既决定着信息化的水平,也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国家的振兴密不可分。
二是有利于电信行业的自身发展。我国的移动通信网络和用户规模不断扩大,移动通信用户已达3亿,互联网的应用也在迅速普及。发展潜力的、占我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用户市场也来势很快。但是,收入相对较好的城市居民对目前不合理的电信资费尚有意见,收入相对低水平的农民和农村市场会怎样呢?过高的资费会成为农村建设、农民消费和农业实现信息化的障碍。自然,电信行业也就会失去这片广阔天地。在世界范围内,电信技术的不断成熟,已经降低了电信经营成本,电信资费应该下调,走向合理。
三是有利于百姓得到实惠。网络化、信息化关系到千家万户,从根本上说,电信行业是靠国家的投入和人民支持发展起来的。现在,作为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电信行业,对一直支持自己的大众消费群体,应该有所回报。
张继志(北京市华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价格听证会不能流于形式
当前,北京移动通讯资费过高的原因:一是体制方面。移动通讯基本处于行业垄断,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二是行业利益方面。在制定资费标准时,过多地考虑电信行业的利益,而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考虑不周全,特别是对电信用户的利益考虑不够。三是法律制度方面。没有对电信行业有效的监督的法律保障。
价格听证制度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解决移动资费过高、消费不透明等问题最切实可行的方式。但听证会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信息来源不充足,有关部门和消费者之间沟通不畅。所以,进一步推行和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有关部门需要增强民主法制意识,完善相应程序,消费者也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有组织的积极参与价格听证。听证会必须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是实质性的,而不能流于形式。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和最令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哪个领域打破了垄断,哪里就充满活力,产品和服务质量就明显改善,成本和价格就明显降低。
实践证明,经济效率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政策上是否放开了准入或引入了竞争,而且取决于市场结构是否能够实现充分和有效的竞争。如果已有的市场主体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而新的主体又由于门槛过高或其他政策限制难以进入,市场竞争就难以充分和有效。消费者之所以对电信领域服务质量和价格不满意,根源正在于此。虽然通过改革形成了若干竞争主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形式上的变化大于实质上的变化。实质上原有的国有垄断格局没有真正打破,真正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没有真正形成。
刘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资费改革要遵循透明、公平原则
移动通讯服务的主要不和谐因素是资费收取不合理、不透明。要构建和谐的通讯消费环境,实现消费者和经营者双赢,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资费确定机制和营销方式。
首先,参照固定电话通讯费用的收取模式,由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技术上可行,法律上合法,情理上合理。
其次,引入听证程序。收费标准的确定要公平、透明。我国的电信市场垄断局面并未打破,要使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有必要将资费的确定和调整纳入听证程序,但必须要防止听证会走过场。
第三,电信企业要诚信经营。事先明示通讯服务的内容、标准、价格及附加条件。否则,消费者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自己在重大误解或被运营商重大误导下签订的电信服务合同,并赔偿自己由此遭受的损失。
陈建民(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和谐消费的要旨是保障消费者参与权
有一个现象很普遍,即当我们与国外的亲友通电话时,大都是由国外的亲友往国内打,原因很简单,就是外国的资费便宜。这是竞争带来的实惠,消费者也因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近年来,其他城市相继推出了一些措施降低手机资费,使更多的消费者使用了手机。但在北京,手机资费的改革似乎有更多的困难,北京消费者要为手机的使用付出更高的代价。
手机的资费应当根据市场规律决定。但是,由于我国手机资费决定的特殊性,通常的市场竞争规则很难在手机资费的决定上产生根本的作用。这是目前的现实,但并不等于可以无视消费者的利益和呼声。要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加入手机消费行列,就应该要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实惠。
今年消协的年主题是“消费与环境”。和谐消费的实现,首先应当创造一个大的和谐环境,而要旨就是保障消费者更多的参与权。消费者的合理呼声和话语如果更多地被有关部门和经营者采纳,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就得到提高,和谐消费就能够实现,和谐消费所拉动的经济增长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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